越界的旅人

一五九三年寫給他的一封信

提及他在一五八六年寫去的信收到了

而一五九三年這封信他在一五九五年才收到；

一五九五年他就聽到虛報，以為父親已經去世

其實又過了十一年多的時間

到了一六○四年才知道父親剛剛去世

        ──裴化行 R. P. Henri Bernard《利瑪竇神父傳》

在上個世紀九○年代末，網路開始漫天蓋地、一世風靡的時節，我讀到這一段文字，從而展開原不在計畫中（後來想想其實是命中註定）的一段孤獨而漫長的旅程。

耶穌會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的遭遇，具體而微地揭穿了過去→現在→未來這種我們習以為常的線性時間的荒謬性：你的現在，是別人的未來；別人的現在，卻是你的過去。由人為刻度所形成的時間觀念，強勢主宰了我們的人生，讓我們渾然忘記一個事實——時間沒有邊界。說的更白話一點，一如經緯度並不存在，時間亦不存在。日升月落，哪裡是遵照人類所制定的時間表？冬季夜空最壯麗的獵戶座右下角那顆參宿七（Rigel），閃爍的其實是七百年前的光；春季漂亮的天鵝座亮星天津四（Deneb）如果隕滅了，地球（如果那時還有人類的話）要到一千八百年以後才會知道。聰明的您想必瞭解我的意思了：過去和未來是同時並存的。宇宙無涯，時間又何嘗有邊界。西伯利亞鐵路全程跨越八個時區（莫斯科中午十二點，海參崴已經是晚上七點），請問在火車上現在幾點？

方位也是如此：當你站在北極點上，不管你面對哪裡都是南方，那北極的北方呢？還有，洛杉磯和東京隔著太平洋遙遙相對，我們會說，洛杉磯在東京的東邊，但既然地球是圓的，難道我們就不可以說，其實洛杉磯也在東京的西方？對身處無重力狀態的太空人，四維上下的分別更是毫無意義。

一如越洋遷徙的候鳥，沒有護照，不需簽證，人本來也可以像風一樣自由，讓所有的方位與刻度，不過是做為參考座標，快與慢也只是相對的概念，廣義而言，我們都是越界的旅人。

我嚮往的旅程，也許就是讓自己置身利瑪竇的時間，回到大航海時代，試著重新尋找生命的方向感。

一九八六年我搭乘老舊的鑒真號客貨輪從大阪航向上海，用了整整兩天；西元八四七年（沒錯，唐宣宗大中元年）寧波一艘商船因為順風三天即抵九州，時間並沒有差很多。二〇〇四年十月我又從高雄搭飛龍號客貨輪出港，預計三天後到達名古屋，然後再前往日本海邊的伏木港轉乘俄羅斯船去海參崴，最後的目的地是聖彼得堡，結果海上遭遇超級強颱，三天後還在離臺灣很近的石垣島外海避風；好不容易趕到伏木港，卻看到那艘俄羅斯船翻覆海上….我用了十二天才終於踏上俄羅斯的土地。不確定、不可知、慢、更慢，正是大航海時代的特徵，也是千百年來旅行的真相。利瑪竇和歐洲的一來一往雖然費時九年，已經算是好的了；寫信的當下，他甚至不知道對方是否仍然在世。

距今也不過百多年前，一個出門遠行的人，比方隨小獵犬號環球考察的達爾文 （Charles Darwin），或舉家遠航薩摩亞群島的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既不知有衛星雲圖、颱風警報，當然也不會有《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遑論比他們更古遠的時代了；相對而言，一個旅人如果走得夠久夠遠，最後自己就會變成一個氣象專家，路上遇到的其他旅人（比方像玄奘這樣的背包客）就是你的Lonely Planet不是嗎？

我最喜歡的旅人之一，就是那個愛爾蘭老嬤嬤黛芙拉•墨菲 (Dervla Murphy)，她在十歲生日收到的禮物是一部自行車和一本地圖集，於是暗自決定要騎著自行車去印度；二十年後，她真的騎上一輛破單車，上面掛著菜籃，橫越冷戰年代的歐亞大陸，穿過許多人警告她「你一定會被強暴而且死得很慘」的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伊斯蘭地區，一路和惡天候、壞路況搏鬥，卻也沒少笑聲、妙聞和奇遇，最後平安抵達德里，在沒有27段變速、碟剎、防刺輪胎、安全帽、排汗衫、GPS或Gore-tex的一九六三年 (FULL TILT: From Dublin to Delhi with Bicycle, 中譯《單騎伴我走天涯》，馬可孛羅出版)。好友存青和心靜 （Vicky & Pinky，我私下封她們為「車壇天后」）就是我心目中同時代的黛芙拉•墨菲。

與存青和心靜結緣也是在港口：先是意大利的Ancona, 接著是希臘的Patra;記得二〇〇一年五月在Patra碼頭邊看著她們騎向酷熱的環伯羅奔尼撒和安納托利亞長旅的背影，心中滿是擔心與不忍；沒想到她們後來還去了非洲。六年後當她們跟我說想騎協力車環中國海一周，我又是一驚：半是憂心（這行程絕不輕鬆，而且還伴隨相當危險性），半是開心（因為她們也想用大航海時代的方式進行）。她們試圖以最自然的速度、怡然的態度，和土地、時間、人民對話，串聯千百年來環東中國海（臺灣—琉球—日本—韓國—中國）生命共同體的念頭，則是深得我心。這是僵化、狹隘、無想像力的歷史課不曾教給我們的視野。

在大陸中心主義的歷史觀中，很多人並不知道環東中國海各個國家、地區間熱絡的海路交流一直是常態，而像日本幕府和明、清兩代短暫的鎖國其實是特例；以民間為主的國際貿易是常態，官方主導的諸如遣隋使、遣唐使船或鄭和船團則是特例。八世紀律宗高僧鑒真和上於十二年間六次偷渡出海，才終於成功抵達日本，哪一次不是搭的民間商船？日本天台宗僧人圓仁雖然是隨著西元八三八年最後一次遣唐使船入唐，但因為未獲准前往浙江天台山請益，不甘心和使節團一起歸國，帶著兩個徒弟跳船，滯留中國，並得以前往五台山朝聖，又在長安長住；九年後遇到唐武宗廢佛所謂會昌法難，被迫還俗，只好請求歸國，他們從山東搭的就是新羅（朝鮮）人的商船。同樣是天台宗僧人的圓珍（空海侄孫）於八五三年也是搭新羅船渡海入唐。到了宋代，將中國茶樹引進日本的臨濟宗禪師榮西、在寧波天童寺習禪的日本曹洞宗開祖道元，也是靠民間貿易船往返。

唐代許多沿海城市都有新羅坊，圓仁師徒在唐土流浪時，兩度在山東赤山的法華院接受庇護、過冬，法華院就是當時活躍海上的新羅武將張保皋所建。如今因地利之便，韓國資本大量湧入山東半島，山東官方斥資重修法華院，韓國企業家捐款在附近樹立一尊巨大的張保皋將軍像，仿佛又恢復了千年前交流的盛況。

琉球諸島長期與周邊國家、地區通商，並提供避風港；琉球王國則是數百年來依違於中、日兩大強權之間，採取等距外交，試圖維持脆弱的獨立狀態，最後還是成為日本的邊疆。

這些就是環東中國海生命共同體歷史圖像的一個切面——被忽略的、較為陌生的一面。透過存青和心靜兩位越界旅人純樸的眼睛、勇敢的步履，我們或許可以重新審視過去，理解現在，並且想像將來。

 

——2009年8月為 Vicky & Pinky 《亞洲慢慢來》（聯經）而寫